当前，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维持经济增长的多方因素也正在发生趋势性变化，中国正步入经济发展动力切换的新常态。在此大背景下，陕西如何科学认识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引领新常态，及时调整转换发展动力，加快实现“三个陕西”宏伟目标，已成为全省上下共同思考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重要讲话指出“陕西正处在追赶超越阶段”，这是对陕西发展阶段的精准定位，也预示着陕西必须找准持续增长的新动力。本文拟从供给与需求角度对陕西经济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作一浅析，以期对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一、从供给方面看，低要素成本竞争优势难以为继，经济质量效益提升势在必行。
（一）全要素生产率简介。
现代经济学认为，宏观经济的供给层面主要取决于劳动力、资本要素增长及科技、制度和管理等因素的创新，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便是全要素生产率。所谓“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简称TFP，又称“总要素生产率”或“总和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学中用来定量分析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是目前国际上用来衡量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来说，TFP是指经济增长率扣除劳动力和资本这两大物质要素之外，其它所有生产要素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率。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等经济学家认为全要素生产率考虑的要素包括教育、创新、规模效益、技术进步和管理提升等。
（二）我省要素供给现状。
1.人口红利出现衰退。人口红利指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从我省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来看，2004-2010年不断提高，2010年以后逐年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004年的72.54%增加到最高峰的76.76%，之后逐年下降至2014年的75.93%，且下降幅度逐年加快。从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就业人口数量来看，均呈下降态势。2013年我省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末减少4.37万人，为近年来首次下降。我省就业人口总量在2010年达到峰值2074万人后也出现波动下降趋势。与此同时，我省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呈持续走低态势。我们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索洛余值法测算得知，陕西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4年的2.8%下降到2013年的-0.5%，下降3.3个百分点。
2.高额投入难以为继。第三次经济普查资料显示：2013年末，我省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34233.7亿元，比2008年末增长152.1%；2004-2014年的11年间，我省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211.20亿美元，年均增长22.1%；金融机构（含外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从3829.57亿元增加到18837.20亿元，年均增长17.3%，其中，中长期贷款从1597.86亿元增加到12965.17亿元，年均增长23.3%。在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投资总量也首次超过了GDP，2014年陕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8709.69亿元，超出同期GDP总量1019.75亿元，这预示着我省投资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将困难重重。
3.技术创新依然不足。技术创新不足反映到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方面，即原创性制造业技术发明较少，全要素生产率由过去提高较快到慢慢下降。本文采用索洛余值法计算2004年以来我省全要素生产率（TFP）发现，2004-2008年，我省TFP增长率由10.7%波动下行至6.7%，下降4个百分点；2009-2011年，我省TFP增长率快速攀升，由2009年的下降0.3%提高至2011年的增长12.5%，提高12.8个百分点；2012-2013年，我省TFP增长率开始出现回落态势，2012年较上年同期回落7.8个百分点，2013年又回落0.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2013年我省规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居全国第20位，技术市场成交额居全国第2位，表明陕西技术转化能力不强，很多技术不能实现向产品的转化，只能出售。
4.资源消耗空间有限。城镇建设用地增长缓慢。我省城镇建设用地由2004年的109.8万公顷增加到2013年的165.5万公顷，年均仅增长4.7%。能源消费增长受限。2004-2013年，我省能源消费总量（当量值）由4692.66万吨标准煤增加到11835.82万吨标准煤，增加7143.16万吨，年均增长10.8%。按照“十三五”规划基本思路要求，我省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1.47亿吨标准煤以内，年均增长不超过3.71%，这就预示着未来我省能源消费高增长的局面将严重受限。
5.环境约束空前加剧。随着社会对环境污染问题的高度关注及雾霾天对陕西人民的长期困扰，人们对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的渴求空前高涨，从而促使经济发展中的环境约束空前加剧。2014年，我省首次提出在关中地区削减1000万吨燃煤，并基本建成在全省范围内对PM2.5的监测，燃煤削减和PM2.5下降已成为政绩考核中重要指标；“十三五”规划基本思路中明确指出，到2020年，我省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将不低于60%，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将要花相当大精力关注环境质量。与此同时，我国已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0%到50%，这势必将对我省能源开采、销售及消耗造成较大影响。
（三）我省要素质量提高的必要性和基础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要素资源禀赋结构的变化，过去依靠要素规模扩张带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正逐步向依靠改革创新、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等要素质量提升的增长方式转变。目前，我省人口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人口的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的减少，加剧了用工成本的持续上涨，劳动力成本优势开始逐渐减弱。2004-2013年，我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从13024元上涨至48853元，翻了近两番；与此同时，我省用地成本也不断提高，房地产企业土地购置意愿出现下降，2014年全省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增速由上年的6.4%转为下降3.2%。这些都表明，依靠过去要素投入不断扩张拉动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过去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转向依靠效率提高，由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向高技术优势。
我省要素质量提高的基础；1、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止2010年，陕西常住人口中，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程度的人口为394.03万人，占总人口的10.5%；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程度人数由4138人上升至10556人，提高1.6倍。全省常住人口中，文盲人口（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为139.78万人，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减少123.17万人，文盲率由7.3%下降为3.74%，下降3.56个百分点。高素质劳动力供应增加，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将促使教育红利不断释放。2、R&D投入不断加大。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2013年我省R&D经费投入强度为2.14%，居全国第6位；开展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574个，比2008年增长110.0%，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12.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45809人年，比2008年增长72.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R&D经费支出140.15亿元，比2008年增长221.1%。3、专利申请量空前增长。2013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专利申请量7258件，其中发明专利3161件，分别比2008年增长313.3%和433.1%，这说明企业研发活动的主动性正在不断增强。
二、从需求角度看，投资在陕西经济增长中长期发挥关键作用，消费、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仍待释放。
（一）需求理论及发达国家需求结构变化规律。
从需求角度而言，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动力，但三者的属性或特点存在较大差异，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需求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时机和有效性方面也存在很大不同。尼古拉斯·卡尔多(1966)、库兹涅茨(1988)和阿尔文·汉森(1992)等经济学家认为，消费需求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经济增长需求动力中最稳定的部分，而净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经常数倍于消费需求波动，过度依赖净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驱动经济增长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罗斯托（1960）、钱纳里和塞尔昆（1989）指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至成熟阶段，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而在经济发展的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消费需求的不断提高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因而，需求扩张及需求动力切换导致的需求结构变动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及稳定性。
参照广西师范学院许春慧对我国及部分发达国家工业化阶段的划分可以看出，在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初期阶段，由于资本相对匮乏，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较高；当经济发展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变弱；当经济发展由工业化中期阶段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由弱变强，而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由强变弱；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需求的不断提高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在所选择的国家中，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多保持在90%左右，而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0%左右。从中国来看，在1978～1992年的工业化初期阶段，消费需求的贡献率达65.1%，高于投资贡献率37.8个百分点；在1993～2010年的工业化中期阶段，投资的贡献率上升至46%，消费的贡献率下降至46.7%。《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4》指出，随着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中国已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从日本来看，在1956～1960的工业化初期阶段消费贡献率高达70.8%；在1966～1970年的工业化中期阶段消费贡献率下降至57%，投资贡献率提升至44.7%；在1976～1980年的工业化后期阶段消费贡献率又提升至70%以上。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在1987～2006年的后工业化阶段，消费贡献率稳定在90%左右，投资贡献率保持在10%左右。由此可见，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需求动力演进的一般规律表现为：国内需求（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启动机制，净出口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国内需求的辅助机制，且在不同国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差异较大；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强变弱再变强，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弱变强再变弱。
（二）我省需求动力发展现状。
陕西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及演进趋势符合经济发展由工业化中期阶段逐步向工业化后期迈进的一般变化规律：消费率下降幅度和投资率上升幅度均趋缓，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有望提升，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增幅趋缓；而净出口率始终为负，即对经济增长提供负贡献。
1.投资需求在经济增长中持续发挥关键作用。第一次经济普查以来，我省投资增长强劲。2004至2013年，我省资本形成总额由1596.21亿元增加到11038.40亿元，年均增长24%；投资率快速突破60%，2006年首次超过消费率，并持续成为拉动陕西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3年我省投资率达68.8%，较2004年提高18.5个百分点。从具体统计指标看，2014年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8709.69亿元，是2004年的12倍，年均增长28.3%。2013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总资产贡献率达17.1%，比2008年提高0.2个百分点；全省共有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8142个，比2008年末增长98.1%；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1162.29亿元，比2008年增长423.1%。上述数据表明，我省经济发展到工业化中期阶段后对资本需求相对旺盛，投资的快速发展是过去一个时期推动陕西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2.消费需求贡献率不断减弱。2004年一经普时期，我省消费率高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3.2个百分点，高出投资率7.3个百分点。2006年，我省消费率首次跌破全国平均水平，并延续下跌趋势至今。2013年，我省消费率跌至44%，较2004年下降13.6个百分点。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主要是由占比70.4%的居民消费需求贡献率下降引起。从具体指标看，2014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572.84亿元，较2004年增长3.8倍，年均增长17%，增速远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1.3个百分点。在消费中高速增长的同时，我省消费市场发展的基础不断优化。2013年末，全省共有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55337个，从业人员79.6万人，分别比2008年末增长101.8%和87.7%；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5890.2亿元，比2008年末增长250.3%。2013年末，全省共有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5933个，从业人员25.9万人，分别比2008年末增长20.1%和24.0%；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为586.5亿元，比2008年末增长2014%。这些行业的发展，都将为后期消费快速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净出口需求贡献持续为负。1978年以来，我省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持续提供负贡献。与一经普相比，三经普时期，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下降。2013年，我省货物和服务净流出-2045.10亿元，较2004年下降7.2倍，年均下降26.4%。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4年的下降7.8%扩大至2013年的下降12.7%，降幅扩大4.9个百分点。我省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值得关注。
（三）存在的问题。
1.消费市场扩大受到收入偏低限制。随着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我省消费逐渐表现出需求不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近年来虽持续快于GDP增速，但消费对整个经济的拉动作用还不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重从2004年的36.6%下滑至2014年的31.5%，下降5.1个百分点。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我省居民收入虽有所提高，但城乡居民收入与全国仍有较大差距，且收入分配不尽合理依然是制约我省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2014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4.5%；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5.6%；与此同时，2014年，我省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较2008年提高2.7个百分点，而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下降了2.9个百分点，这无疑制约了全社会消费的进一步增长。
2.投资边际效益逐年递减。随着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我省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低水平大规模扩张导致了较高的重复投资及产能过剩，从而促使了投资边际效益不断下滑。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与GDP增速对比看，二者近年来呈逆向发展。2009-2014年，我省投资占GDP比重从80.2%上升至105.8%，提高25.6个百分点，而同期GDP增速则从13.6%下降至9.7%，下降3.9个百分点；从投资效果系数（投资效果系数=GDP增加额/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额）看，陕西投资效率不断下降。陕西投资效果系数从“七五”时期的0.39持续下降到2013年的0.102，即投资1元所能带来的GDP仅为0.102元，收益为投入的1/10。
3.经济外向度低依然是制约陕西经济发展的一大短板。长期以来，我省净出口需求一直为负，且近年来有持续恶化趋势。2013年，全省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2.7%，较2004年下降4.9个百分点。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贸易大幅下降，我省若无结构升级，短期内仍将无法突破这一瓶颈。
三、“十三五”时期陕西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必要性及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经济保持了年均近11%的高速增长，这一时期支撑经济高增长的动力表现为：从需求角度看主要依靠投资驱动，从供给角度看主要依靠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规模扩张带动，从产业角度看主要依靠工业带动，从地区结构看主要依靠关中地区带动。进入“十二五”时期，陕西经济进入转型发展新阶段，过去一直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逐渐减弱，新生动力加快孕育，一是需求动力有从投资带动向消费、进出口协调带动转变的趋势，二是供给动力由要素规模扩张带动逐步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三是产业动力由工业带动向服务业带动转变，四是区域动力由关中带动向关中、陕北、陕南协同发展转变。同时，经济内部也正在发生着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变革。一方面，随着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经济发展中一些深层次问题开始暴露，如产业结构偏“重”、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生态环境约束趋紧等；另一方面，国家继续加大西部大开发力度，支持向西开放，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等，陕西仍大有可为，整个经济仍在向好的预期方向发展。这就要求陕西在“十三五”时期必须找准经济发展动力，稳步推进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经济发展动力不仅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因素。发展动力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作用机制可以分为依靠外生动力和依靠内生动力，外生动力的特点是不能带动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也存在较大的风险，往往不能客观地体现经济发展的水平，而内生动力可以在经济运行体系中自发形成，具有良好的自我形成和自我完善特征。
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将创新归结为五个方面：一是生产新的产品，或进行产品的质量和功能的升级，二是引进新的生产方法，三是开辟新的市场，四是寻求新的要素供应来源，五是构建新的企业组织形式。这五个方面的创新要通过经济活动实现作用机制，最关键的就是怎样促进生产技术的进步和怎样实现生产方法的革新。熊彼特认为人口、要素和组织变迁以及技术进步都可以看作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但这些因素根据作用机理应该被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类。其中人口、要素等因素只能带来简单的重复再生产，而只有作为内部因素的技术进步才能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陕西科教实力雄厚，高科技人才密集，具有得天独厚的科技创新土壤，但近年来技术转化不强，一批优秀的发明专利不能很好的就地转化为生产力。“十三五”时期，我省经济发展将经历从投资驱动阶段向创新驱动阶段迈进，经济发展的动力也势必从资本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我们应该抓住机遇，逐步实现经济发展动力由外生动力向内生动力转换，切切实实把陕西的科教实力、科技实力转化为经济实力，使之成为支撑陕西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
四、陕西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供给结构的建议。
从需求角度看，我省投资增速出现回落，消费和进出口增速大体稳定，但由于二者在经济增长中所占体量较小，后期潜力仍有待进一步激发；从供给角度看，我省劳动力总量出现下滑，自然资源开采利用受价格影响波动较大，土地供应日趋紧张、融资成本不断增加，这说明仅依靠传统的要素规模扩张促进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十三五”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我省实现“升级换挡、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保持全省经济中高速增长，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任重道远。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新旧动力正在孕育转换，传统动力出现减弱，新生动力正在加快成长。陕西要顺应这一转换势头，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着力推进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孕育、成长，确保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1.努力扩大消费市场，不断激发消费潜力。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均是经济增长的内需推动力，虽然我省消费需求暂处低位，但必须把消费视为启动内需的关键，把投资作为经济平稳增长的发动机和调节器。我省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差距比较悬殊。因此，提高消费需求首先应当关注居民的收入水平，政府应通过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及再分配政策的调整，着重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城镇居民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其次，政府应积极通过扩大消费信贷，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手段增强居民的消费支出预期；最后，合理引导和积极发展教育、旅游、医疗、住宅和轿车等新的消费热点，打造陕西自主品牌及知名企业，扩大消费领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2.适度控制投资需求增速，优化投资结构。近年来，我省投资需求过旺，投资率过高，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产能过剩和物价水平上涨等负面影响，对经济的稳定增长形成较大冲击。但也应看到，一段时间内支撑我省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仍将呈现投资独轮驱动的状态，且短期内无法快速改变，这就要求我们要继续重视并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当前我省工业化尚处于中后期加速阶段，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基础设施尚不尽完善，保持一定程度的高投资率对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也是非常必要的，但高投资可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和价格水平上升，进而引发经济波动，因此必须适度控制投资增速，优化投资结构。
3.加快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努力弥补经济外向度低短板。有效利用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大好机遇，借助与丝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等便利优势，唱响陕西优势，扩大装备制造、特色农业等产品技术输出，并通过做大做强旅游相关产业，进一步提高陕西经济外向度，突破经济发展瓶颈，从而弥补消费需求不足，促进陕西经济快速增长。
4.全面提升要素质量，夯实经济增长动力。一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通过引进高素质人才和不断深化教育水平，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稳步增加。二是加强自主创新，努力提高企业R&D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促进企业研发能力不断上台阶；同时，加快发展技术交易市场和技术交易中介服务机构，鼓励政产学研开展多种形式合作，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进程。
5.大力发展服务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化解资源环境瓶颈约束。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占比，充分发挥服务业对促进就业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积极作用，做大做强服务业；同时，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力度，不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进煤炭、能源、汽车等支柱产业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不断向精细化、高端化、智能化发展，努力突破资源环境瓶颈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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